京郊宋庄小堡村的通透庭院里，栗宪庭的第二任妻子廖雯抽一口雪茄，把宽大的阔腿裤索性拉到膝盖以上。　　
　　立秋后的北京依然溽热，她刚刚陪同一批新加坡来的艺术同行在宋庄转了一圈，聊天、看展览、吃饭。“热死了!又遛了一大圈儿。老头儿，快给我口水喝。”　　
　　“老头儿”其实还不到60岁，但几年前便已须发尽白。“他从来不去学校接孩子，怕人家当他是孩子的爷爷。”　　
　　这个当代艺术史上赫赫有名的批评家和策展人，2001年因为有了女儿小扣子，从城里移居到距城区几十公里的乡下，想住农家小院，想躲清净，想退出江湖，没有料到访客们不惧周折，宋庄一天比一天热闹，自己只能“每天下午都在家里待客”。
　　
　　我写过垃圾，但是大家都忘记了　　
　　夫妻两个说想来想去，“就非典那会儿最幸福了。没人敢出来瞎串门了，每天早上起来，沏壶茶，翻翻书，太阳晒进来，就那么待着，真舒服。”　　
　　“其实我写过好多人呢，写了上百个，红了几个，大家就记得那些红了的艺术家，觉得我好厉害，看得准。还有很多垃圾文章，大家都忘记了。”　　
　　是啊，有谁在意那些“垃圾”呢?江湖上关于他的传说，只与罗中立、张晓刚、方力钧、王广义这些红得发紫的名字有关。　　
　　“玩世写实主义”、“政治波普”、“艳俗艺术”、“对伤害的迷恋”……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总结和评介横跨30年，他所创造的语汇和策划的展览如同路标，把一个尚处于混沌忙乱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群体推向了西方，托举起一批天价画家。　　
　　上世纪80年代初，他也就30出头，因为是权威刊物《美术》杂志的骨干编辑，就已经有了影响他人命运的力量。　　
　　“1980年，罗中立创作油画《父亲》时还是川美的学生。我跟罗中立并没有交往，但《父亲》让我特别震动。画的尺寸用的是画伟人的规格，画里的农民父亲形象强调了真实的面貌，充满了人性关怀。虽然他当时还是个学生，我顶着压力在1981年第1期《美术》杂志封面上选用了。这幅作品得到中国青年美展很多评委的认同，被评为一等奖。”　　
　　与罗中立同班的张晓刚，毕业草稿因为“画风太粗野”，学校连画布、颜料都不发给他，只得画在牛皮纸上，就因为栗宪庭一句“张晓刚的这批也不错”，得以顺利毕业，而栗宪庭那句“有近乎梵高的情绪”的艺术评价，温暖鼓舞了张晓刚许多年。　　
　　多年之后，栗宪庭筹建自己的电影基金，找富起来的画家朋友们帮忙，方力钧第一个掏钱，张晓刚说：“老栗，我可以多给你点儿。”
　　
　　教父·太像黑社会了　　
　　十多年前，当画家们还聚集在圆明园的时候，对社会主义国家前卫艺术抱有特别热情的美国作家安德鲁·所罗门来到中国，他结识了传说中的“老栗”，并赋予这个中国当代艺术精神领袖“教父”的别号。　　
　　“我从开始就不喜欢这个称呼，太像黑社会了!”栗宪庭摇摇头。他说自己是个“心事很重、胆小怕事”的人，绝没有传说中“带头大哥”的刚猛，年轻的时候就是凭着一股热情和真诚做事而已。　　
　　出国也是成名之后得到的好处之一，开始的时候很兴奋，“到处去，世界各地开研讨会，人家都正襟危坐，戴着同声传译的耳机，煞有介事地做文化交流。”有一天，他忽然觉得这事儿很荒诞，“耳机里的每一句话好像我都听懂了，但是人家演讲完，我好像什么都不记得，什么都没明白。”他问人家，“我的演讲，你听得懂吗?”人家说，“嗯，好像听懂了几句，合在一块儿也不太清楚。”　　
　　忽然就不想再开会，不想再出国了，对当代艺术这口翻滚的大油锅也彻底烦了。“文化真的能交流吗?人家真的想明白我们吗?”他写了篇《我们做不做国际艺术拼盘上的“春卷”》，“春卷不需要发言，也不需要被理解，只要摆好东方风情的姿态就好了。”　　
　　他长时间醉心于收拾庭院，在后院种玉米，看院里方砖上青苔渐生，无比快慰。“最高兴的是春节写对联，都是我自己编的，写得可好了!”廖雯笑开了花，“写文章对老栗是一种折磨，扣子说了，‘我爸一写稿子就变成奶娃子了!惟独写对联，他文思泉涌。”　　
　　在他疏离艺术圈的时候，恰逢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在国际市场价码飙升。　　
　　1989年的一天下午，王广义神秘兮兮地把他拉到办公室的角落，手哆嗦着，从一个破书包里拿出几叠油脂麻花的钱来，面额10元，1000块钱一沓，共10沓。他把一张画毛泽东的画卖给了一个叫宋伟的快餐店老板，挣了1万块钱。王广义说话声音都抖了，“今天我请吃饭，老栗你来点，什么地方都行。”晚上，一行十多个人，去了一个湖南馆子，吃掉了两百多块钱。　　
　　2004年，他在一个展览上看到张晓刚那幅《血缘大家庭<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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